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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能否拯救世界?(3)

来源: 作者: 发表于:2013-07-24 08:32  点击:
而且,据英国《卫报》计算,要满足每座玩耍水泵供应2500人用水的目标,孩子们必须每天在旋转木马上玩27个小时。可是,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呐喂! 如果说为了保护发电足球背后那些年轻、聪明又负有责任感的企业家,(我

而且,据英国《卫报》计算,要满足每座“玩耍水泵”供应2500人用水的目标,孩子们必须每天在旋转木马上玩27个小时。可是,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呐喂!

如果说为了保护发电足球背后那些年轻、聪明又负有责任感的企业家,(我们不做什么评论),可是那些年纪较大,头发花白的教授犯的错误,那可是更大更费钱的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领导的“每个孩子拥有一台笔记本”项目,它的官网上称,通过分发价值1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我们发现有200万曾经排斥学习的儿童开始学习,完成或者开始改变他们的社区。”可是在2012年,分别来自尼泊尔和秘鲁的独立研究,推断使用电脑的孩子,在学习语言或者数学技能还有学校出勤方面,收获甚微甚至没有任何改善。

即便是创意也可能拥有真正的潜能,在被证实之前,这一潜能就被炒作的天花乱坠。这就让人想起旧金山的Samasource。这个非营利组织接受像誊写、数据检查的外包工作,把工作分散成很小的任务,这样来自5个国家11个工作中心的女性和残疾青年就能够完成。多亏了数字技术,Samasource不仅能把你的任务发送到地球的另一端,还能把看起来复杂的技术密集型任务分散成许多小任务。去年,Samasource获得了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马德里俱乐部颁发的大奖,它也因此可能成为让人激动的楷模。但是,言之尚早。这个非盈利组织的网站上写着,他们给3,700多人发了300多万美元的薪酬。可是,Samasource那段时间收到的捐款高达1200万美元,这就意味着捐款4美元只有1美元是薪酬。(Samasource市场部主管帕姆•史密斯说资本流动比率为日常开支为1美元比薪酬1美元。她同样注意到Samasource提供的培训,基本上都将完成培训的成员变成永久雇员。)现在,Samasource仍然是一项代价昂贵的就业创造项目。

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采用新科技、新方法,我们就应该“期待”失败。科技企业家们习惯了失败文化,因为一条创意能获得数十亿的IPO之前,有十条创意都石沉大海。可他们运作的系统之优势在于市场检测。结果就是,好创意获得数十亿的IPO,糟糕的创意随之便会变得毫无价值。

但是改变了发展模式以后,我们已经受够了企业家们的失败,他们喜欢大肆宣扬那些不靠谱的计划,在这个竞争舞台上,市场检测却十分无力。他们的创意吸引的都是西方的捐款人还有慈善家,所以能从Kickstarter ④和慈善家那里获得资金支持,但是那些点子并非是为非洲消费者打造。这就是什么产生了“发电足球”、“玩耍水泵”和“每个孩子一部笔记本”计划,(看起来都很有用,可是在贫穷国家中,它们都成了鸡肋)。

所以,我们如何管理技术革命,将创意去糟取精,在世界贫困地区的上空,撒上一点点硅谷的魔法粉呢?(具体怎么撒,请见《灰姑娘》。)根据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克莱默的说法,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市场约束和严格的检测。克莱默是麦克阿瑟基金天才奖的获得者,他的名字突然出现在未来诺贝尔奖竞争者的猜测中。他认为科技手段能够使全球贫困人口的生活显著改善,但是如果没有支持,市场是不会提供正确的创新。

穷人并没有购买力,也负担不起任何能够改善生活的创新产品,哪怕是疟疾疫苗或新的土豆品种。所以,克莱默一直在寻找为穷人开拓新科技的市场,而在以前,穷人们太穷了,一直无法创造自己的市场。与麻省理工学院的雷切尔•格内尔斯特共同实验中,克莱默产生了第一个主意——考虑一下疫苗。他们发现,其实富裕国家每年花在新药研发和药物研究的费用都高达数十亿美元,但那些在贫困国家夺去众多性命的常见疾病,却不在富裕国家的研究名单上。就算偶尔有些常见疾病得到了研究费用,却也没得出成果。比如,美国在疟疾疫苗研究方面投入了数百万美元,最终却一无所获。克莱默和格内尔斯特说,问题在于政府的模式要求选出前面“优胜者”——什么结果都还不知道呢,就必须决定哪些实验室、哪些企业要提前资产。所以,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哪儿会出现最佳创意。

克莱默和格内尔斯特的建议则是,为什么不为曾经就建立的疫苗市场提供担保呢?捐款人才不会挑选“获胜的”实验室或者方法,他们只会为“获胜的”解决方法买单,因此,我们应该鼓励不同实验室采取不同的方法。他们希望这些“提前市场承诺”可能会鼓励主要医药公司直接进行研发工作,否则就会忽略热带疾病。

2009,由许多富裕国家政府和慈善基金会组成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采纳了克莱默和格内尔斯特的建议,创立了一家15亿美元的基金会,用来支付那些为全世界5岁以下儿童的致死疾病预防疫苗:肺炎链球菌,就是引起肺炎和脑膜炎的病菌。发展中国家里,用来预防肺炎菌株的疫苗并未被开发出来。但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为尝试开发这种疫苗的医药公司,提供了市场保障,并获得了成功。如今这一疫苗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使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估计,“先行市场”这种方法能够刺激对疫苗的研发,到2020年,能够避免儿童死亡的人数多达15万。世界银行也开发了类似的机制,鼓励研发,增加发展中国家小型农场的产量。为什么对这样的做法,我们没有创设一些保证或者奖项呢?

克莱默说,答案是“有一些很重要的科技创新无法提前预测,因为当你能描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得出了一半的解决方法。”他援引了Post-it便利贴的例子。你不能给Post-it颁奖,也不能为它提供一个有保障的市场,因为“到某个人发明了便利贴后,大家才知道原来我们需要这玩意儿”,他说。全世界用的电脑图形用户界面也同样如此。或者正如电影《社交网络》中,马克•扎克伯格对温科吾斯兄弟说的那样:“如果你们是Facebook的发明人,你们早就发明Facebook了。”(注:电影中扎克伯格被指控Facebook的创意剽窃自这两兄弟。)

用经济学行话来说,克莱默的疫苗灵活市场是一种“拉动机制”,在此机制之下,市场保证推动投资者解决特定的问题。可这就要求对你想要解决的问题,要有非常精确的把握。如果你对努力解决的问题都不怎么了解,那就需要运用筹资机制,而这就是将Facebook推向十亿荧幕的力量:风险资金。这是一种“推动机制”,待到这个创意发展到足够上市,或者大规模铺开后,投资者才来支持有前途的创意。

硅谷那些顶级优秀人才应该对此很是了解,毕竟那里是风险资金的诞生地。可问题是科技领域几乎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力挺的创意是超赞的;什么时候支持的又是没用的创意。否则知道市场显现出创意的价值后,每一个刚成立的公司都会都觉得自己的想法能获得下一个十亿美元。当新兴公司卡死涉足发展慈善事业时,同样如此;没有市场会用这些迷糊他们。当然,科技创新在改善全球贫困人民生活质量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令人惊讶的事实是正确治理创新的方法在这个十分自由的帕洛阿尔托,并未出现,可是在华盛顿特区,政府的官僚主义又很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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